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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紹唐先生生平事略

　　劉紹唐先生，原名宗向，原籍河北蘆台，民國十年（一九二一）農曆九月十四日出生於遼寧錦縣。後歷任記者、編輯、總編輯、兼任教授、中國文化學院（文大前身）傳記學研究所所長。父銘勳公（字懷遠，又署芳來）服務郵局有年，對子女教育督責甚嚴。先生幼承庭訓，學業時列前茅。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事變日軍侵略東北，銘勳公奉命隨郵局撤退關內，率全家老小至北平、而濟南、而鄒平、而青島、而上海。先生時年十歲，在滬繼續學業。　　先生於抗戰後期考入昆明西南聯合大學。西南聯大係戰時北大、清華、南開三校之聯合組織，集全國著名學者大師於一校，人才濟濟，盛極一時。先生幼年即嗜讀民國歷史，至是選讀諸名家課程。勝利復員，三校遷回平津，先生分發至北大畢業。當時胡適任校長（初由傅斯年代理）。胡氏畢生倡導傳記文學，鼓勵學者、專家、政治家與軍事將領撰寫自傳及回憶錄；並多次在校中舉行公開講演，闡述傳記文學與歷史、文學、教育之重要。先生深受其影響，興趣乃由民國歷史轉移於人物傳記。累年收藏有關傳記與歷史書籍、資料，日漸豐富。其後自大陸來台，定居台北，於民國五十一年（一九六二）初，決心創辦「傳記文學」月刊。並就商於時在台北之老校長胡適，頗得胡氏讚許。胡氏不幸於是年二月二十四日猝逝。先生為傳承倡導傳記文學之薪火，並擴大傳記文學之影響，「傳記文學」月刊決於民國五十一年六月一日在台北市正式創刊（刊名「傳記文學」四字係由在台北之北大另一老校長蔣夢麟所題），每月一期。光陰荏苒，迄今已逾三十七周年，出刊至四百五十三期矣。歷時三十八年出刊四百餘期，從未脫期或合刊，實創我國期刊史上前所未有之紀錄。而三十八年來，先生主持編務，始終其事，從未假手他人，在我國文化界、學術界、出版界，亦罕有先例。

「傳記文學」創刊，非僅僅是一本雜誌的發行，而且帶動整個社會重視與研究傳記的風氣，數十年來撰寫回憶錄、傳記者已不可計數。五　年代，海峽兩岸隔絕，撤退來台與海外，過去負有國家重任的人士逐漸老去，先生為搶救與發掘活史料，及時擬定「口述歷史計畫」，並多次舉辦「人物專題座談會」，若干重要人物史料得賴以保存而不致湮沒。故先生有「野史館館長」之雅號。

先生主編「傳記文學」之餘，每於重要文稿前後撰寫介紹短文，畫龍點睛，使讀者明其來龍去脈。此外，先生時以本社、編者或筆名發表有關人物傳記及民國史論文，不下三百餘篇，均傳誦一時，影響也極為深遠。最近正輯印「不容青史盡成灰」一書出版。

先生為對民國歷史提供更進一步之研究，除發行「傳記文學」月刊外，特聯合海內外史學家編纂：(一)「民國史料叢刊」（已出三十九冊），(二)「民國大事日誌」（已出四冊，至民國八十年止）及(三)「民國人物小傳」（已出二十冊）三套系列叢書，貢獻至大。大陸改革開放後，除仿辦「傳記文學」月刊（一九八四年創刊）外，亦仿照先生三套系列叢書體例，編印史料書籍多種，成績頗有可觀。大陸出版事業多係黨辦、官辦，而先生以一介書生，獨力創辦如此具有影響力之文化事業長達三十八年之久，旅美著名史學家唐德剛教授謂先生「以一人而敵一國」，為海峽兩岸史學家所認同。

先生有鑒於電腦資訊時代來臨，不惜斥鉅資將三十六年全套「傳記文學」月刊（至四三三期）製成光碟版（C.D.）使讀者得以永久保存，並可隨身攜帶，隨時隨地研究使用，此亦為帶動史學界進入電腦資訊時代之先驅。

先生熱心民國史，對時事亦極為關心。民國八十八年台灣發生百年未有大地震，目睹死傷慘重，隔日即將個人積存稿費與版稅，湊足新台幣一百萬元，率先交中國時報轉賑災總部（時尚未成立），因其早年為一流亡學生，飽經日軍戰火，夜不成眠也。

先生獨力主持傳記文學所有編務，除因其對史學之堅持，與對「傳記文學」之執著外，亦全賴其擁有過人之體能與精力，先生常謂，日軍侵華，使其幼年即飽受流離之苦，也因此鍛鍊出其超乎常人之體力。先生豪爽灑脫，且以文人風範懾服文藝界，諸多報社、出版社之總編輯、主編，或早於各界執牛耳之菁英，多好以「師父」稱之，故徒弟滿盈。又因先生生性好客，喜於小館宴請雜誌之作者、友人與諸多徒弟，總至盡興始罷，而宴後返社，更徹夜伏案選稿、校誤至天明。長年如此，肝臟不堪負荷，終於民國八十八年三月，經榮總大夫診治發現已罹肝腫瘤疾，且因先生年歲已大，不建議施予較劇之化療，改以中藥長期醫治，即是如此，先生仍對「傳記文學」之發行念茲在茲。七月再因急性心肌梗塞倒於浴室，緊急送榮總開刀，及時救回，但也因此造成一小部份心肌壞死。八十九年一月下旬復因腹水，經在美之名醫吳興鏞之介，住進三軍總醫院，病榻中仍對雜誌編務多所指示。三總之大夫雖傾全力救治，然因先生之病肇於「積勞成疾」，即使人已在院，猶心繫「傳記文學」，無法全心養病，故藥石罔效。二月十日，幾度危急，雖施以急救，終在下午四時無力回天。臨終時劉夫人、子嘉明與雜誌社全體工作同仁隨侍在側，同聲答應將讓「傳記文學」永續經營，先生至此始放心而撒手人寰，享年八十。先生一生成就，實非一短文可盡述，然先生之歷史地位，早已如「傳記文學」之不朽，而與天地同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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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想法與做法

傳記文學對於歷史、對於文學、對於教育均有極為深遠的影響，其價值為舉世學者所公認。歐美各國對傳記文學之提倡，尤為不遺餘力。許多在政府機構擔任重要職務，或對學術文化以及社會有特殊貢獻的人，都願意非常坦率的把自己的親身經歷寫出來，以作為他人或後人的參考。成功的固然可以寫；失敗的也毫不諱言。前者可資激勵，後者亦足資借鑑。

我國歷史悠久，哲人輩出，但自史記以後，很少有幾本可讀的傳記。中國人提到寫傳記，要用自己的筆來寫自己，就不免有些緊張，感到非常嚴重。原因何在？簡單來說，不外兩端。一是自己寫自己「為賢者所諱」，中國人素有謙沖的美德，成不居功，自己寫自己縱然非常忠實，也怕遭到自炫或自我宣傳之譏。另一個原因應該說是「為智者所諱」，寫自己，難免要涉及到當時的政治，更難免要涉及到同時代的人，褒貶論斷，可能惹起許多無謂的糾紛。有了以上兩種顧慮，許多人都覺不寫也罷，因此造成了我國歷史上的許多空白。幾千年來，正不知有多少有作為有成就有貢獻的人，沒有片紙隻字遺留下來便撒手而去。自己生前不肯寫，死後別人寫不像，只有留待後世史家像沙裡淘金、像霧裡看花一樣地去摸索探求。這對整國家民族來說，真是一個重大而無法彌補的損失。

傳記文學，顧名思義不是一個理論性的刊物。為此，我們也不願作理論上的探討，以為發刊或立論的依據。我們僅願與讀者見面之初，一談我們的想法與作法。

傳記文學的空白並非本刊同仁所發現，許多歷史家與文學家早已深有此感。我國哲人梁啟超、胡適之以及若干研究文史的先生們，都曾大聲疾呼地提倡過傳記文學。但何以「言者諄諄，聽者藐藐」而效果未彰呢？「為賢者所諱」與「為智者所諱」，固然是一不可否認的原因。但我們認為多少年來始終缺乏一持續不斷而作風正派的傳記文學刊物，來糾正若干不合時宜的觀念；來推動與擴大傳記文學寫作的影響，也是一個主要的原因。遠的不必說，設想近二十年來如有一本傳記文學的期刊，出版到現在，不僅是「給史家做材料，給文學開生路」，也必然創了寫傳記、讀傳記、重視傳記文學的新風氣。

以上是我們創辦傳記文學雜誌的一個基本想法。以下再說我們對傳記文學四個字的看法。

提到「傳」、提到「傳記」，無論是寫自己或是寫別人，許多人都感到茲事體大。我們以「傳記文學」四個字為刊名之初，曾遭到有些朋友的反對，不是覺得稿源難以為繼，就是擔心出版後無人問津。我們當然完全不同意這樣的看法。我們認為「傳記文學」與其說是歷史，勿寧說是文學。傳記文學是以傳記為領域的一種文學，任何與傳記有關的文字與資料都是傳記文學的作品。換句話說，任何有關個人的活動紀錄與思想見解的材料，都屬於傳記文學的範疇。傳記文學的蘊藏如此豐富，傳記文學的天地如此廣闊，何患稿源有問題。我們以此說服了許多幫忙的朋友，更以此說動了若干為我們執筆寫文章的作者。至於出版後如何，那祇有訴之於賢明的讀者了。

關於什麼人才有資格寫自己，社會上也存在著許多不同的看法。我們則認為傳記文學的作者，將不受身分年齡以及任何形式上的限制，倒不一定只是居高位享高齡或所謂一代完人，才有資格來寫自己。凡是在社會上做過一番事業的無論成功失敗都可以寫；凡是有特殊貢獻有特殊體驗的更可以寫。總之祇要與時代不脫節、足以反映時代或為時代作見證者人人可寫。我們除了希望年高德劭的先生們寫自己，我們也更寄望於中年朋友、甚至青年朋友來寫自己，只要自己認為有值得寫的事或值得寫的人，都可以筆之於書，隨時記載下來，我們無不竭誠歡迎。青年朋友中年朋友養成忠實寫自己的風氣，到了「年高德劭」的時候，只要稍加編整，就不愁沒有好的完整的自傳或傳記了。

傳記文學惟有真摯才可以感人，也惟有真實才富有歷史價值。過去我們的名人傳記甚少佳構，主要的原因，都是假手他人。而且彷彿已形成一套公式；自幼而壯而老，立功立德立言，人人完美無缺，篇篇內容雷同。我們為避免步此後塵，願向所有可能成為本刊作者的先生們呼籲，請用自己的筆，客觀而忠實地寫自己，不計毀譽，不計得失。毀譽得失都是短暫的，而為歷史作見證卻是永恆的。說得嚴重一點，如果我們自己不肯寫自己，當代人不肯寫當代事，當代的人不修當代的史，那麼又將留下了許多歷史空白給我們的子孫後世了。

最後，我們願意鄭重聲明，本刊是一個學術性與文學性的綜合期刊，態度力求嚴肅，文字則不妨輕鬆雋永。以輕鬆雋永之文學筆法寫嚴肅之真人真事。絕不阿諛頌揚或惡意貶損，也絕不以內幕新聞或低級趣味相號召。創刊伊始，我們謹願以「對歷史負責、對讀者負責」兩語而自勉。

（原載傳記文學第一卷第一期，發刊詞）